陆 仁

　　日前，修订后的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再次引发热议，“明州论坛”专栏对此亦有评论。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，既是赓续艰苦奋斗传统的必然要求，更是优化资源配置、增进民生福祉的长远之策。如何让过紧日子成为一种自觉，实现从“被动约束”到“主动作为”的转变？有几个问题，必须先捋捋清楚。

　　一问：过紧日子是权宜之计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过紧日子绝非“勒紧裤腰带”的权宜之计，而是关乎执政根基的政治自觉。从井冈山时期的“红米饭，南瓜汤”到新时代的“光盘行动”，从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到中央八项规定，勤俭节约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，“过去我们党靠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不断成就伟业，现在我们仍然要用这样的思想来指导工作。”《条例》修订，正是将这种精神固化为制度约束，要求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树牢“节用裕民”的政绩观，这与党的优良传统是一脉相承的。修订后的《条例》，是我党面向新时代的“宣言书”——生产力发展了，条件改善了，物质基础丰厚了，我们仍须坚定不移地赓续这种传统。

　　二问：过紧日子与国家鼓励消费、刺激消费、拉动消费的政策矛盾吗？若抱有这种看法，其实是一种误读，也是站不住脚的。作为拉动经济的“三驾马车”之一，消费一头连着生产，一头连着市场，其地位、作用当然毋庸置疑。同时，也要看到，鼓励消费与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，两者其实并不矛盾——因为，过紧日子，不是要搞“一刀切”，更不是抑制消费。其导向是，“该省的省”“该花的花”。制度的着力点在于，摒弃形式主义的“材料浪费”、官僚主义的“面子工程”，以及那些违反制度规定的“跑冒滴漏”。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，是更有意义的消费，也是更有正向拉动效应的消费。

　　三问：过紧日子会导致民生支出缩减吗？这种担心，是没有必要的。过紧日子，是用政府自身支出的“减法”，换取民生改善的“加法”。过紧日子的根本目标，是让群众过上好日子。比如，近年来，不少地方把省下来的“三公”经费，转化为教育文化、医疗卫生、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真金白银，民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，实现了可持续的良性增长。这印证了“紧政府”与“宽民生”的辩证关系。事实证明，党政机关的“紧”，可以成为撬动民生改善的支点。当各级政府将有限的财政资金，更多地投向急难愁盼领域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一定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和实现。

　　四问：过紧日子，对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而言，尺度可以“松”一些吗？这种认识，显然与中央的一贯要求相背离。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所划定的红线，是一种“硬约束”，无论“落后地区”，还是“先发地区”，都要认真贯彻、坚决执行，一视同仁、不打折扣。在这方面，不能强调特殊，搞“因地制宜”，更不能随意变通，为自己“开口子”。厉行节约，反对浪费，纪律面前“人人平等”，必须“一把尺子量长短”：谁执行得好，就应当得到褒奖；谁违反了规定，就应当受到追究。

　　过紧日子，考验着治理智慧，更检验着初心成色。答好上述“四问”，有利于更好地贯彻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。唯有将“紧”字要求，内化为思想和行动自觉，外化为制度刚性约束，方能更好地书写“节用为民”的时代答卷。